湿地概念模糊、起调面积不一致、调查资源类型不统一，导致了我国湿地面积公顷数忽高忽低。受自然环境和人为破坏等因素影响，湿地面积缩减，湿地功能降低。

在长江南京段，因泥沙淤积，形成了新济洲、新生洲、再生洲、子母洲和子汇洲5个洲群。作为长江中下游洲滩湿地的典型代表，其总面积达2681.3公顷。

2016年，新济洲湿地顺利通过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验收，成为南京市第一家国家湿地公园，也是长江中下游第一家独具特色的江河洲滩型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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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想告诉记者，西溪湿地离杭州市区较近，早期湿地的农民去城里饭店拿泔水比较方便，大家就开始大规模养殖猪。多数猪圈临河而建，粪便直接排放在湿地周围的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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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文称，公园湿地面积从建设前的1063.5公顷增加到现在1876.1公顷，湿地修复面积超过800公顷。湿地率达69.97%，自然岸线率增加至58%。

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也让51岁的朱家波感触颇深。早在1991年，朱家波是当地金山苗圃的育林员，而现在他是枝江市森林资源监测站的一名巡护员，负责金湖湿地的巡护工作，包括森林防火和观测珍稀野生动物。

除了养鱼外，人们还在湿地养起了猪。20世纪末，由于城市化加速，浙江杭州西溪湿地面积从历史上的60平方千米锐减至10余平方千米。在当地乡镇，生猪规模化养殖占比达到70%，有超过2万多头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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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着这个由5个洲群组成的湿地，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的李全文守了14年。以前新济洲作为居住区，浓烟废水，开垦侵占，还有些隐藏在气候中的自然因素，让整个洲群湿地面积减少，湿地类型由以自然湿地为主向以人工湿地为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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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就香港有个湿地公园，内地没有湿地公园的概念，只有湿地保护区。保护区划定了，人就不能进去，是没有公园功能的。”刘想说，当时有专家提出来，要把西溪湿地建设成纯粹的风景旅游区，也有专家建议，直接把西溪湿地划成封闭式的湿地保护区。

“小时候见的鱼多，后来少了，现在又慢慢变多了。”转产上岸的赵庭保，换上红马甲，骑着电瓶车，巡查堤岸两侧。从事捕捞作业22年，如今他对滨江公园巡江护江、绿化管护员这一身份很满意。

2022年6月1日，中国首部湿地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湿地保护法》正式实施。

实际上，在解决了征地拆迁的难题后，他们又面临新的问题：湿地保护还要怎么做，有没有指明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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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湖北枝江金湖湿地。据金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邹时全介绍，该湿地主要由东湖、刘家湖二个子湖泊组成，面积8300余亩，二湖中间有一条公用的湖堤——双湖路。20世纪末，附近的农民为了从湖中捞起“最大”的经济效益，承包了东湖、刘家湖进行水产养殖，湖边湿地滩涂也被周边农户推成大小不一的若干个鱼塘，湖泊面积骤减。

编辑 张磊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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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为加强长江生态保护，南京江宁区对洲上原住居民全部实施“生态移民”，开始了新济洲等洲滩湿地和沿江湿地的系列保护工作，并要求其他四洲全部退出种养殖，开展湿地恢复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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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渔民上岸，鸟儿也多了起来

朱家波说，今年5月，在枝江金湖国家湿地公园首次观测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鸦鹃和红脚隼。并且每年都有大量须浮鸥、水雉、白鹭等鸟类在金湖湿地栖息繁衍。金湖国家湿地公园内两条观鸟样线观测数据显示，监测到鸟类54种，1600余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鸟类12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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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2019年9月前，南京市江宁区包括赵庭保在内的51户渔民、1家渔业合作社、263条渔船全部退捕上岸，赵庭保家5条渔船被政府以37.4万元回购。赵庭保告诉记者，“上岸安全，还比以前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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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副司长鲍达明介绍，《湿地保护法》的出台，是推进新时代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法律确立了“保护优先、严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复、合理利用”的原则，建立了覆盖全面、体系协调、功能完备的湿地保护法律制度，引领我国湿地保护工作全面进入法治化轨道。

在周边群众苦不堪言、环保投诉不断的情况下，金湖湿地也采取了更为果断的措施。金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收回湖泊承包养殖权，全面取缔网箱养鱼、投肥养殖。同时，协调组织关停金湖上游多家污染企业，封堵沿湖排污口；将沿湖岸线100米范围内划定为生态保育区；湖岸8.4公里水泥硬质护坡全部改造为生态护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