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的桌上摊开着两本书，每本打开的页面都是一幅由荷兰人绘制的图画。一幅是阿尔多·凡·艾克画的《欧特罗环》，收录在莎拉·怀廷的《焦虑的现代主义》一书中。另外一幅是玛德隆·弗里森多普的《现行犯》，收录于雷姆·库哈斯的《癫狂的纽约》。每幅图都表达了荷兰人对什么是建筑以及建筑为谁服务的想法。两幅图绘制的时间仅相差10多年，然而，它们背后的建筑意识形态却大相径庭。

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北京的CCTV大厦等具有争议的地标项目的出现，荷兰人在中国建筑景观中确立了“超人”的身份。在多数人看来，他们是城市标志性的超大型建筑的终极创造者。这些建筑大胆、华丽、引人注目，它们否认重力，忽视所有已知的建筑原则。“超级荷兰人”的冲击波发出了明确无误的信息，宣告建筑是一种集体性的视觉声明：突出标志化冲击力和纪念性是建筑的至高无上使命。在这种价值观驱使下，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想要在建筑方面迅速扬名全球，恫吓可能比关爱有效得多。

然而，与荷兰长达几个世纪的人文主义传统相比，发生在21世纪初的这20年内的“超级荷兰”现象只是短暂的一瞬，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只是漫长的荷兰人文主义线索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作为人口密集的低地小国，荷兰人从很早就培养出自身与环境、与他人的和平相处之道。工业化之后，荷兰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贸易经济体，但在军事武力上从未有相应的表现。荷兰的大都市选择聚焦于普遍生活品质的提升，无意强化帝国式的张扬。一方面，在精心填海造城圈定的宝贵土地上建造纪念性的广场或台基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无论是骑自行车或划船，对水平交通方式的长期执念，已经让任何垂直的东西都相形见绌。从启蒙运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阐释密度、人口规模和建立有利的共生环境方面，荷兰人一直源源不断提供着可供参考的范例。凡·艾克的“由我们、为我们”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长镜头，让我们看到荷兰建筑这条更绵长、更执着的发展路径。

功能混合与类型学的杂交为荷兰人提供了独特的解决密度问题的方法。在1950年代的鹿特丹，正是巴克马的巴恩商业街以水平体量的并置否定了勒·柯布西耶和格罗皮乌斯的纯粹垂直体量的模型，并在战后重建期间，在现代主义的巅峰时期，首先创造了真正的街头生活（或者说得更孟浪一点，是欧洲传统城镇记忆的真正再现）。同样，半个多世纪后的几个街区之外，MVRDV设计了大市场（Markthal），将住宅和市场混合杂交，同时共享相同的城市基底，终结了超大型巨构必须是且仅是标志化建筑的时代。

激进地把缓慢、分散的运动作为优先考虑的重点，是荷兰人设计人性化尺度的城市空间时所采用的典型做法。1960年代，阿姆斯特丹有许多阿尔多·凡·艾克设计的游乐场。众所周知，当时正值每个欧洲城市都在进行乏味的功能规划的时期，凡·艾克的临时游乐场异常亲切，老少皆宜，是当时为普通欧洲公民设计的最好的开放空间。世纪之交，交通工程师汉斯·蒙德曼提出了拆除红绿灯将道路还之于人的哲学。在他死后，他的想法于2010年代后期得以实现，阿姆斯特丹亚历山大广场的所有红绿灯都被拆除，得到了骑自行车者和行人的一致好评。同样，2015年，Luchtsingel在鹿特丹竣工，它穿越办公大楼，连接了被遗忘的角落，为行人提供了一条全新的生动路线。

出于对洪水引发失地的持续担忧和对即将到来的资源短缺的高度警觉，荷兰人有充分的理由从最灵活的平面布局到最疯狂的技术解决方案无所不用其极地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环境的可持续性。1970年代初，赫尔曼·赫兹伯格位于阿珀尔多伦的中央管理办公室成功地提供了“半进化”的分子模块空间，为使用者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并使建筑存在的时间更长久。1980年代至今，整个阿尔米尔新城都在新的环境友好的人居城市理念下进行规划、建造和生长，一切都依靠水和最先进的能源应用技术。更激进的是韦斯特兰地区，那里是新型农业温室的巨大海洋，最近刚刚投入运行。应用先进的人工照明、气候控制和层叠种植技术，这些农场全天候种植作物，其目的是用一半的资源达到比今日普通农场高一倍的产量。“小国养活全世界” 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如上所述，我们相信，过去中国人对“超级荷兰建筑”的固有印象在根本上存在疏漏，并令人同情的过时。无论是传统，还是民族性，还是他们今天开拓性的思维和实践，都使荷兰建筑比我们熟悉的更加人性化、更加进步、更加能为当今世界提供启发。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必要出版《世界建筑》专辑聚焦于“非超级”的荷兰建筑的令人兴奋的新鲜景象。